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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第一章：雪夜归途**
1.
一九九二年的那场雪，下得有些不讲道理。
它不像是那种从天上飘下来的，倒像是有人在天上端着盆，把攒了一整年的寒气连汤带水地往下泼。那时候北京的冬天还是真冬天，冷得硬气，冷得不留情面，不像现在，暖冬过得让人心里没底，连冷都冷得敷衍了事。
安远站在八里庄 336 路公交车的站台，那是北京城往西去的咽喉要道。
头顶上，那盏橘黄色的路灯在风雪里头死命地亮着。可那光显得力不从心，像是患了严重白内障的老眼，浑浊、昏暗，透着股子日薄西山的颓唐。灯光被厚重的空气压成一团，又被无声落下的雪花切得粉碎。每一盏灯下，都像罩着一张发着微光的细网，飘下来的雪片子往里钻，钻进去就再也分不清哪是光，哪是雪，哪是某种在深冬里挣扎着想活出来的热气。
这会儿的北京，还没变成后来那个被钢筋水泥森林填满、连呼吸都得看空气质量指数的国际大都市。三环路刚修通没几年，四环外还是一片荒地，出了阜成门往西，那就有了点“出关”的意味。对于住在门头沟大峪的安远来说，进城，那叫“去北京”；回家，那叫“回沟里”。
他把校服领子竖起来，试图挡住直往脖颈子里灌的穿堂风。
这身校服，在当年的北京中学生圈子里，那绝对是“现象级”的存在。火红的底色，领口镶着一圈明晃晃的黄色装饰，学校领导美其名曰“哪吒闹海，青春似火”，可学生们背地里都叫它“狗脖圈”，损一点的叫“西红柿炒鸡蛋”。穿着它走在大街上，就像是个人肉红绿灯，方圆五百米都扎眼。它大声地向世界宣告着安远的身份：师院附中，九一级。
那是一种带着羞耻感的荣耀。荣耀是因为它是市重点，羞耻是因为这审美实在太考验人的脸皮。安远就缩在这身红皮囊里，像只被冻僵的鹌鹑。站台周围的雪足有十厘米厚，早就被无数双焦躁的脚给踩烂了。各种颜色、款式、尺码的鞋子——有回力球鞋、有笨重的工厂劳保鞋、有擦得半亮不亮的人造革皮鞋，甚至还有人穿着军绿色的解放鞋，单薄得让人看着脚底板发冷。这些鞋子把本来纯洁的雪地踩得七零八落，像是盖满了凌乱的、无效的公章。
雪花融化了没来得及变成水，就成了碎冰，混着煤灰、尘土和不知道谁吐的痰，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响，像极了那种掺了水的劣质奶昔，半冻未冻，黑乎乎的，一脚踩下去，黑水就滋出来，溅在裤腿上，留下一块洗不掉的渍迹。
人群像水一样，鞋子像冰碴子搅，总在流，却流不到方向。
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身体挨着身体，热气烘着热气，可心离得很远。大家都有脸，可在这种一心只想赶紧回家抱着火炉子或者暖气片的时候，谁有那个闲工夫去关心别人长什么样？
此刻，北京不是一座城，是一群急着归巢的鸟，是被冻得缩成一团的心。
2.
安远低头看了看表，上海牌的，表蒙子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了。公交站牌上写着“末班车22:00”，不知被谁用红笔狠狠地画了一个圈，那红色已经被风吹得褪色，像是一道陈年的血迹，提醒着所有晚归的人：错过了，就真回不去了。
他把手伸进裤兜，手指触到了兜里软包装的“都宝”香烟。手指在烟盒上摩挲着，感受着那粗糙的质感。里面大概还剩四根，盒子已经被挤扁了，估计里面的烟也断了一两根。这烟一块八毛钱一盒，混合型的，劲儿大，辣嗓子，但是便宜。对于一个高二学生来说，这是安远能负担得起的最高消费。每一根断掉的烟，都让他心疼半天，那是他的“精神资产”，折旧率太高了。
他没抽。安远这辈子，最讲究的就是规矩。在学校不抽，在家里不抽，在人多的地方也不抽。他只会在无人的角落，或者极其烦闷的时候，点上一根，不是为了过瘾，是为了看着那点火星子明明灭灭，那是为了证明，这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躯壳里，还住着个想造反的灵魂。
“吱——”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撕裂了风雪。
336 路那庞大的身躯像头受了伤的巨兽，呼啸着从黑暗里冲出来，然后猛地刹住。它不仅是一辆车，它是连接城市与郊区、文明与荒野、那个令人窒息的重点高中与那个温暖却压抑的家之间的唯一纽带。
车门“哐当”一声，像被人踹开似的。售票员那特有的大嗓门瞬间统治了全场：“上车往里走！往里走！别堵门口！后边儿那个，书包往前背！夹着不管啊！能不能行了？不行就坐下一趟！”这声音，亲切，粗鲁，透着股北京胡同大妞的泼辣劲儿。在这冰天雪地里，这股子热乎乎的骂人声，反倒让人觉得活着。
安远随着人流，熟练地把自己嵌进车厢的缝隙里。这趟车他坐了两年。他知道哪个位置暖气最足，哪个位置容易被踩脚，哪个位置能看见窗外的风景却不被路灯晃眼。他挤到了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。那是他的“专座”。在这个角落里，他可以把身体蜷缩起来，把头靠在冰冷的玻璃上。玻璃上的水汽很重，他伸出手指，在上面无意识地划拉着。
划什么呢？他不写字，他画圈。一个圈，套着一个圈，像年轮，也像某种走不出去的困局。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。湿羊毛衫味、葱花味、廉价香脂味、汗味，还有那是年代特有的煤烟味。若是放在三十年后，安远那娇贵的鼻子恐怕早就受不了了，可那时候，他觉得这味儿特别让人踏实。这是人间的味道，是活着的味道。
他对面坐着个中年男人，怀里紧紧抱着个网兜，里头装着几个饭盒。男人闭着眼，随着车的颠簸一点一点的，满脸的疲惫像是刻在皱纹里的泥。安远看着那个男人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三十年后，自己会不会也变成这样？为了生活，在这座城市里像个钟摆一样来回晃荡，最后变成一具被掏空的躯壳？
那时候的他，才十七岁。虽然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，可他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他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，冷眼看着这个年轻的身体在演戏——演一个好学生，演一个乖儿子，演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接班人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戏服底下，藏着怎样的惶恐和渴望。
他想起了杜俊。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就像是在冰冷的玻璃上哈了一口热气，瞬间模糊了视线。杜俊现在在干什么？是在昌平那个偏远的技校宿舍里跟人吹牛，还是躲在被窝里听磁带？他会不会也在想自己？哪怕只有一秒钟？
“杜俊。”
安远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，舌尖抵着上颚，轻轻送气。这两个字在唇齿间打了个转，没敢发声，就被他咽进了肚子里。这名字烫嘴，烫心。
3.
车过三家店站，人已经下去了一大半。车厢里空荡荡的，显得更加冷清。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风卷着雪花撞在车窗上，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，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拍打，想进来避避寒。安远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，三毛的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。那是那个年代文青的标配，好像手里不拿本三毛或者席慕蓉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心事。但他没看进去。书页停在那一页——“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谈天我爱笑”。他和杜俊，年纪也小。他们也爱谈天，也爱笑。可他们之间，不仅仅是谈天和笑。还有那个夏天的雷雨，那张汗津津的单人床，那种把灵魂都交出去的战栗。
那是死罪。在一九九四年的语境里，那是流氓罪，是变态，是不可饶恕的病。
他合上书，看着窗外飞逝的黑暗，路边的白杨树像鬼影一样向后倒去。那时候的安远并不知道，这种对于“罪恶感”的审视，会伴随他半生。它像是个影子，平时看不见，可一旦有光——无论是舞台的聚光灯，还是爱人眼里的光——它就会显形，黑压压地投在地上，提醒他：安远，你是个异类。
这种自我审视，后来成了他职业生涯里的某种“天赋”。他成了最好的“守门人”，因为他比谁都害怕“越界”。但在感情里，他却是个惯犯。明知是火坑，还要往里跳；明知是死账，还要往里投。
车终于到了终点站——大峪。司机没回头，只是把引擎熄了火，喊了一句：“到底儿了！都下车！赶紧的！”语气里带着那种国营单位职工特有的“终于下班了、谁也别烦我”的解脱感。安远站起身，腿有点麻。
一下车，门头沟的风就像刀片一样刮过脸，比城里的风更野，更硬，带着股山里的土腥味。他把围巾往上提了提，把大半个脸都埋进去，但耳朵还是冻得通红，像是被谁揪着不放。他走过厂区外的铁门。那是首钢的一个家属院，巨大的冷却塔在夜色里像个沉默的巨人，冒着白烟。门卫大爷披着军大衣，从窗户探头出来看他一眼，手里还捧着个印着“奖”字的大搪瓷缸子。
“哟，远儿啊，才回啊？快着点吧，你妈刚才还出来看呢。”
“哎，刘大爷，这就回。”
安远点头，笑，动作标准得像是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。
“好孩子，真用功。”大爷感叹了一句，缩回了头。
安远心里冷笑了一声。用功？他是在用功。他用功地掩饰，用功地伪装。他的晚归，不是因为在学校补课，仅仅是因为他在那个路口多站了半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路口，有一家小卖部，那个老板长得有点像杜俊。他就为了多看那一眼，多买那一瓶他根本不爱喝的北冰洋汽水。
这事儿，能跟谁说？说出来，就是个笑话，就是个疯子。
4.
家属院是那种典型的苏式筒子楼，红砖墙，水泥地。楼道里的灯泡常年不亮，或者是那种昏黄的白炽灯，被灰尘蒙得像个眼屎糊住的眼珠子。安远踩着积雪，咯吱咯吱地走着，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。他忽然想起五岁那年，也是在这个院子里，也是这种雪天。他跑得太急，摔了个狗吃屎，门牙磕在水泥台阶上，断了半截。
满嘴的血，满嘴的铁锈味。
父亲把他抱起来，没哄他，也没给他擦血，只是皱着眉头说：“男孩子，哭什么？把血咽下去。哪能怕疼，以后路还长着呢，还得摔。”那天他真的没哭，硬生生把那口混着碎牙碴子的血给咽了下去，那是安远人生中第一堂关于“男人”的课，也是他修得最好的一门课——隐忍。把血咽下去，把眼泪憋回去，把喜欢藏起来。只要不出声，就没人知道你疼；只要不流泪，就没人知道你软弱；只要不表白，就没人知道你是个变态。
他走到了自家楼下，三楼那扇窗户亮着灯。橘黄色的，暖烘烘的。他知道，推开那扇门，迎接他的是什么。是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是母亲织了一半的毛衣，是父亲手里那张看了又看的晚报。是“这一天累不累”、“考试第几名”、“冷不冷”的关切。
那是爱。厚重的、无私的、让人窒息的爱。安远站在楼道口，忽然不想上去了。他手里抓了一把雪，用力攥着。雪在掌心里融化，冰水顺着指缝流下来，刺骨的疼。他想，如果父母知道，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，那个年级前三名、那个未来的大学生，此刻脑子里想的不是清华北大，而是一个男人的身体，他们会怎么样？
天会塌吧。那扇温暖的窗户，会变成审判庭的聚光灯吧。
“安远？”楼上传来一声呼唤。他猛地抬头，看见母亲正推开窗户，探出身子往楼下看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在寒风里瑟缩了一下。
“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安远迅速松开手里的雪，在裤子上蹭了蹭，脸上换上了那副乖巧的、明亮的笑容，声音清脆，语调上扬，透着股朝气蓬勃的劲儿。
“快上来，汤都热了两回了！”
“好嘞！”
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梯，楼道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，空洞，而急促。那一刻，安远忽然觉得这栋楼就像一个庞大的、封闭的铁皮档案柜。每一个格子里都装着一家人，每一家人都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。而他，是那个被贴错了标签的文件。他混在这些正常的档案里，努力地模仿着它们的格式，生怕有一天被档案管理员拎出来，盖上一个红色的章：“作废”。
推开家门的那一刹那，热气扑面而来，眼镜片瞬间起了一层白雾，世界变得模糊了。“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安远摘下眼镜，在这一片模糊中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。
但这安全，是偷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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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：光与尘的初遇
1.
如果把人生比作一个巨大的、精密运转的档案室，那么安远的档案柜里，关于1990年的那一格，原本应该是最整洁、最乏味的。
那是初三。在门头沟大峪中学的教学楼里，阶级壁垒森严得像个微缩的小社会。教室的布局就是一张无形的权力地图。安远坐在第一排正中间，离讲台最近，那是“核心区”，是老师眼皮子底下的“特区”。他只有十五岁，个头还没蹿起来，才一米六出头，白净、瘦削，戴着副眼镜，永远坐得笔直。他是年级前三名的常客，是年度地理会考全市唯一的满分，是老师嘴里的“重点高中苗子”。而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那个靠近后门和垃圾桶的位置，是“流放区”。那里坐着的，是一群发育过剩、精力过剩的“坏孩子”。
杜俊就是那个区域的“无冕之王”。一米七八的大个子，校服永远敞着怀，里面套着件领口泄了劲的运动背心。他喜欢把腿伸得长长的，挡住过道，看女生经过时小心翼翼地绕开，然后发出一声恶作剧得逞的坏笑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安远和杜俊，就像是生活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两个物种。安远低头做题时，杜俊在后排睡觉；安远举手回答问题时，杜俊在底下传纸条约架。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六排课桌，而是一道看不见的、关于“好”与“坏”的高压电网。
安远以为自己从来没注意过杜俊。他骗了自己。
作为天生的观察者，安远早就把后排的动静摸透了。他知道杜俊每天早自习要迟到五分钟，知道杜俊打球时喜欢穿一双刷得发白的双星球鞋，知道杜俊在自习课上偷吃方便面时会发出极轻微的“咔嚓”声。那种声音，对于循规蹈矩的安远来说，是一种诱惑。那是打破规则的声音，是自由的声音。
2.
转折发生在1990年的深秋。
那时候的北京，秋天总是走得很急，昨天还穿着单衣，今天西北风一刮，满地的杨树叶子就卷着黄沙漫天飞，打在脸上生疼。下了晚自习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大峪中学的校门口，车铃声响成一片。安远推着他那辆中规中矩的“飞鸽”自行车，混在回家的学生流里。他骑得很稳，不紧不慢，就像他的人生规划一样。前面的那帮“坏小子”骑得飞快，一边骑一边大声说笑，时不时还撒开车把，展示一下所谓的“车技”。安远听着风里传来的那些脏话和笑骂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疏离感。他觉得他们吵，又觉得他们热。那种热，是他身上没有的。
离家还有三百米的时候，是一座桥。路灯昏黄，把桥下从顺着矿区流下来的洗煤水照得毫无波澜。前面的车队突然散了，那些喧嚣像是被风吹散了。安远正准备闷头骑过去，忽然看见前方一个黑影单脚撑地，停在了路灯下。
是杜俊。
他跨在那辆二八大杠上，那车座拔得老高，显得他腿特别长。他穿着件单薄的校服外套，领子立着，手里捏着个什么东西，正眯着眼睛看着安远。安远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作为好学生，本能的反应是：遇上劫道的了？还是以前无意中得罪过他？他想绕过去，可路就那么宽。
“哎，安远。”杜俊开口了。声音还在变声期，带着点砂纸打磨过的粗糙，还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。
安远捏了捏车闸，停了下来。“有事？”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，不卑不亢。这是他在语文课本和小说里学到的语态：既不示弱，也不挑衅。
杜俊没说话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那双单眼皮的小眼睛里闪着点狡黠的光，像是猎人在打量一只误入领地的兔子。“你抽烟么？”
这句话问得太突然，像是一块石头砸进了安远那波澜不惊的水面，安远愣住了。在九零年代的中学校园里，“抽烟”这两个字，本身就带着一种禁忌的快感。它是坏孩子的勋章，是好学生的雷区。
杜俊的手伸了过来。修长的手指间，夹着一根细长的香烟。不是那种两毛钱一盒的劣质烟，烟身洁白，滤嘴是金黄色的。在昏黄的路灯下，这根烟仿佛发着光。
“希尔顿。外国烟，六块钱一盒呢。”杜俊挑了挑眉毛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炫耀，“敢么？”
那个眼神，安远记了一辈子。
那是挑衅，也是邀请。他在问：你这个只会死读书的好学生，敢不敢跨过那道高压线，来我们这边看一眼？安远看着那根烟，又看了看杜俊那张在光影里棱角分明的脸。那一刻，他体内那个压抑了十六年的、想造反的灵魂，突然醒了。
“好。”安远听见自己说。
3.
他接过烟，动作有些僵硬地叼在嘴里。杜俊笑了。那笑容里少了几分嘲弄，多了几分意外和欣赏。
“有点儿意思。”杜俊掏出一盒火柴，“刺啦”一声划燃。红磷燃烧的味道瞬间在冷风中弥漫开来，那是硫磺味，也是危险的味道。他弯下腰，双手拢成一个小小的避风港，把那团跳跃的火焰护在掌心，凑到了安远面前。
安远不得不低下头，距离瞬间拉近。他闻到了杜俊身上的味道。不是书本的墨香，而是一股混杂着汗水、廉价肥皂和烟草的复杂气息。这气息热烘烘的，直冲脑门。
他学着录像厅里看过的《英雄本色》里小马哥的姿势，微微侧头，就着杜俊手里的火，吸了一口。
“咳咳……”
烟雾入喉，像是一把烧红的小刀子刮过嗓子眼。安远被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但他死死忍住，没有把烟吐出来，而是硬生生咽了下去。头晕，强烈的眩晕感瞬间袭来。
“哈哈哈！”杜俊大笑起来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，在夜色里白得刺眼，“行啊你，安大才子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只会做卷子的书呆子呢。”他给自己也点了一根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然后熟练地吐出一个烟圈。那烟圈在冷风中颤巍巍地飘了一会儿，散了。
“这烟劲儿大吧？这叫混合型。一般人抽不惯，那是给男人抽的。”杜俊拍了拍安远的肩膀。那一巴掌拍得很重，却拍得安远半边身子都酥了。“以后，哥们儿罩着你。”
说完，他把剩下半包希尔顿往兜里一揣，一蹬车蹬子，那辆二八大杠发出一声欢快的呻吟，载着那个像风一样的少年，冲进了黑暗里。留下安远一个人，站在桥头。手里捏着那根只抽了一口的希尔顿，看着那点火星在冷风中明明灭灭。
他没有扔掉，而是躲到桥下的阴影里，像个窃贼一样，一口一口，把那根辣嗓子的烟抽完了。直到烟屁股烫到了手指，他才松开手。那天晚上，安远没有吃晚饭。他觉得胃里满了，心里也满了。
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当“坏学生”。这感觉，真他妈的好。
4.
从那一根烟开始，安远和杜俊之间，缔结了一种秘密的、跨越阶级的“同盟”。这是一种危险的交易。对于安远来说，这简直是一场豪赌。以前围在他身边的那些好学生，那些戴着眼镜、讨论着函数题的同类，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。
“安远怎么跟后排那些人混在一起了？”
“他是不是堕落了？”
这种窃窃私语，像苍蝇一样在安远耳边嗡嗡乱叫。慢慢地，没人再找他对题，没人再约他去书店。他被那个光鲜亮丽的“优等生圈子”无声地开除了。
而在杜俊那个圈子里，安远也是个异类。杜俊的那帮“拜把兄弟”，那帮穿着喇叭裤、留着长发的混混，根本看不起安远。在他们眼里，安远就是个“条子”，是个随时可能向老师告密的“叛徒”。“大哥，你干嘛老带着这个四眼儿？”有一次，在厕所里，安远隔着门板听见有人问杜俊。
“少废话。人家学习好，能帮我写作业。你们懂个屁，这叫……这叫战略合作。”杜俊的声音懒洋洋的，带着一股子护犊子的劲儿，“以后谁也不许动他。动他就是动我。”厕所隔间里的安远，紧紧攥着手里的拖把杆，心跳得像擂鼓。
“战略合作”。这四个字，从一个不学无术的初中生嘴里说出来，却精准得让三十年后的安远都想为他鼓掌。是的，这就是一场战略合作。安远用他的作业本、考试时的暗号、以及在老师面前的担保，换取了进入杜俊世界的门票。但他付出的代价，远不止这些。
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。杜俊去篮球队训练了，安远一个人去车棚取车。刚进车棚，就被三个人堵住了，是杜俊的那几个“兄弟”。“哎，四眼儿。”领头的那个胖子，一脸横肉，手里甩着一根自行车的链条锁，“听说你最近跟俊哥走得挺近啊？”安远扶着车把，手指骨节发白。他冷静地看着对方，没说话。
“别以为俊哥护着你你就牛逼了。”胖子推了他一把，安远连人带车撞在了旁边的铁栏杆上，发出“哗啦”一声巨响。“告诉你，俊哥是我们的人。你这种好学生，哪凉快哪呆着去。以后离他远点，听见没？”接着是一顿拳脚。不算太重，也没往脸上招呼，都是些阴招——踹在大腿上、怼在肋骨上。那是青春期男生特有的、带着羞辱性质的暴力。
安远没有还手，也没有求饶。
他蜷缩在地上，护着头，紧紧咬着牙关。他在心里默念：忍。忍住。五岁那年摔断牙都没哭的安远，此刻一滴眼泪都没掉。等那帮人走了，他才慢慢爬起来。拍了拍校服上的灰，扶起自行车。大腿外侧火辣辣的疼，估计是青了一大片。
第二天，杜俊看见安远走路有点瘸。
“怎么了这是？”杜俊皱着眉，蹲下来就要撩他的裤腿，“谁干的？”安远一把按住他的手，脸上是一个云淡风轻的笑。“没事。昨天骑车太快，在胡同口摔了一下。你也知道，我这骑车技术不行。”杜俊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追问。只是那天放学，他非要骑车载安远回家。
坐在杜俊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安远看着那个并不宽阔的背脊，闻着风里传来的那股熟悉的汗味。大腿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，可安远的心里，却升起一股奇怪的、甚至有些变态的满足感。
他觉得这是他在为这段关系“买单”。
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这叫“风险投资”。你想获得高额的回报——那种被保护、被接纳、被点燃的快感，你就得承担本金全失的风险。
安远把脸轻轻贴在杜俊的后背上，隔着一层薄薄的校服，感受着少年滚烫的体温。
他想：这笔生意，哪怕是赔了，我也认。
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杜俊，能让他那潭死水一样的生活，泛起惊涛骇浪。
那天夕阳很好。
金色的阳光把两个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像是要把他们的一生都缠绕在一起。
前座的少年用力蹬着车，嘴里哼着那首刚流行起来的《再回首》。
后座的少年扶着他的腰，心里在说：我懂。
我比谁都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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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：夏日的纸短情长
1.
一九九一年的夏天，来得特别猛。中考最后一门英语考完的时候，安远走出考场，觉得头顶上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白炽灯泡，把整个世界都烤得发白、过曝。那一刻，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，只有一种巨大的、空荡荡的失重感。就像是一台连轴转了三年的机器，突然被切断了电源，惯性还在，但轰鸣声没了。
校门口，家长们围得像铁桶一样，手里拿着冰镇的绿豆汤、毛巾、甚至还有蒲扇。安远推着车，穿过这层层叠叠的爱与焦虑，一眼就看见了杜俊。他没在那堆好学生中间对答案，也没像那些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垂头丧气。他跨在那辆二八大杠上，一只脚踩着马路牙子，嘴里叼着根冰棍，正跟几个外校的小混混模样的男生嘻嘻哈哈。看见安远出来，杜俊把剩下的冰棍“嘎嘣”咬碎，那根木棍随手一飞，划出一道弧线，居然精准地插进了路边的垃圾桶缝隙里。
“考完了？”杜俊扬了扬下巴，那个动作带着股子卸下重担的潇洒。
“完了。”安远扶了扶眼镜，鼻尖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
“怎么样？重点没跑儿了吧？”
“正常发挥。”安远说得很克制，但嘴角那点忍不住上扬的弧度出卖了他。
“得嘞！那就是稳了。”杜俊大笑一声，用力拍了一下安远的车座，“走，带你撒欢儿去！这个夏天，咱把这门头沟的天给他翻过来！”那一刻，安远看着杜俊被汗水浸湿的背心，看着他脖子上那被晒得脱了皮的皮肤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、近乎放肆的快乐。规矩？去他妈的规矩。分数？去他妈的分数。从今天起，到九月一号开学，这六十天，是属于他们的“法外之地”。
如果把安远的人生比作一份档案，那么关于1991年夏天的这一页，不是用钢笔写的，是用橘子汽水、冰棍纸、蝉鸣和烈日下的柏油路味道糊出来的。
它黏手，甚至有点脏，但那是安远这半辈子，尝过最甜的味道。
2.
那个暑假，安远几乎是“长”在杜俊身上的。
每天中午，安远都要顶着两点钟最毒的日头，骑车五公里，去杜俊家“报到”。那时候还没有空调，只有那种老式的“华生”牌摇头台扇，转起来“嗡嗡”响，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。杜俊的父母工作，早出晚归，家里常常就只有他们两个。这要是换了两个普通男生，大概就是打游戏机、看录像。但他俩不一样。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气场，让即便是最无聊的消磨时光，也带上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仪式感。
他们去租书。
邮局旁边的报刊亭，那是个宝库。一天三毛钱，能租到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。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，还有女生们爱看的琼瑶、岑凯伦。安远喜欢古龙。他喜欢那种“小李飞刀，例不虚发”的决绝，喜欢那种“天涯远不远？不远，人就在天涯”的孤独。他觉得古龙笔下的浪子，骨子里都透着股同性相吸的暧昧劲儿。杜俊不看书，他嫌字多，眼晕。他只看刚开始流行起来的漫画书，《城市猎人寒羽良》、《圣斗士星矢》。两个人就窝在杜俊那个不大的卧室里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挡住外面的烈日。安远趴在书桌上，沉浸在李寻欢的飞刀里；杜俊躺在床上，把脚翘在墙上，手里举着漫画书，时不时发出“嘿嘿”的傻笑。
屋里很静，只有电风扇摇头的声音，和翻书的沙沙声。偶尔，杜俊会用脚趾头碰碰安远的后背。“哎，远儿，给我倒杯水。要冰的。”安远就会放下书，毫无怨言地去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凉白开，倒进那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里，再端进来。“谢了啊，贤惠。”杜俊接过水，咕咚咕咚灌下去，嘴边还挂着水珠。“滚蛋。”安远骂了一句，脸却有点热。
“贤惠”这个词，用在两个男生之间，本来是句玩笑。可在那个封闭的、充满了青春期汗味的房间里，这个词像是一根羽毛，轻轻搔在了安远的心尖上。安远其实很享受这种“伺候”杜俊的感觉。在在感情里，这叫“犯贱”，或者换个好听点的词——这叫“归属感”。
看着杜俊毫无防备地在他面前打赤膊、甚至穿着裤衩满屋乱晃，安远心里有一种隐秘的满足。他觉得只有在这个房间里，杜俊才是完全属于他的。外面的那个“校霸”杜俊是给别人看的，这个会赖皮、会撒娇、会让他倒水的杜俊，是安远的私有财产。
3.
如果不窝在家里，他们就去张丽家。张丽是他们初中同学，家住矿区宿舍。她是个特殊的存在。学习好，长得漂亮，父母都是干部，家里条件好得让人咋舌。最关键的是，她有最新的磁带。那个年代，音乐是稀缺资源。一盘正版的引进版磁带要八块五，那是笔巨款。但张丽家有。小虎队、赵传、庾澄庆、还有那个嗓音高亢的苏芮。
去张丽家的路，有一段特别陡的大上坡，那是对体力的极限考验。杜俊骑车带着安远，“坐稳了啊！起飞！”杜俊大吼一声，屁股离开车座，用力蹬着踏板。小腿上的肌肉紧绷成一块块坚硬的石头，青筋暴起。
安远坐在后座，双手紧紧抓着杜俊腰侧的衣服。坡太陡了，车速慢了下来，杜俊的呼吸变得粗重，汗水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，浸湿了安远抓着的那块布料。“下来吧，我推上去。”安远有些心疼。“别动！能行！”杜俊咬着牙，那股子不服输的轴劲儿上来了，“带你个人还要推车，传出去我以后怎么在道儿上混？”
安远没敢动，也没敢笑。他把脸贴在杜俊汗津津的后背上，听着那个少年胸膛里像擂鼓一样的心跳声——那是力量的声音。那是为了他而爆发的力量。到了坡顶，杜俊把车一扔，大字型躺在草地上，喘得像头拉了磨的驴。
“怎么样……服不服？”杜俊一边喘一边问。安远蹲在他旁边，掏出手绢——是的，他随身带着手绢，那是文秘气质的雏形——给杜俊擦汗，“服。墙都不扶，就服你。”
杜俊一把抓住安远的手腕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：“安远，只要我在，我就不让你走路。哪怕是上坡，我也能把你驮上去。”安远的手腕被他抓得生疼，但他没挣脱。这句话，比任何情话都动听。哪怕后来安远知道，人生的大多数上坡路，终究还是要自己一个人爬，但在那个十五岁的午后，他信了。
到了张丽家，通常是这样的场景：张丽在写作业，或者在练琴；安远和杜俊戴着耳机听歌。那个年代的随身听，通常只有一副耳机，两个人一人塞一只，耳机线很短，把两个人的头硬生生地拉在了一起。杜俊的头靠在左边，安远的头靠在右边。那一瞬间，世界缩小了，小到只有那根细细的黑线连接的两个脑袋。
磁带转动，发出轻微的电流声，那个下午，他们听的是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。
“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……”
齐秦那清冷、孤寂的声音，顺着耳机线，同时钻进两个少年的耳朵里。杜俊闭着眼，手指在膝盖上打着节拍。安远侧过脸，偷偷看着杜俊。那么近，近到能看清他鬓角细细的绒毛，近到能闻到他头发上那种混合着阳光和洗发水的味道。
“这歌真好听。”杜俊忽然睁开眼，转过头。
两张脸的距离不到五厘米，呼吸交缠在一起。安远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慌乱地移开视线：“嗯，好听。词儿写得好。”
“安远。”杜俊忽然叫他的名字。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咱俩以后会不会也‘轻轻地离开’？”
杜俊的声音很低，混在齐秦的歌声里，听得不太真切。安远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那个整天嘻嘻哈哈的杜俊，会问出这么伤感的问题。“不会。”安远斩钉截铁地说，“除非你想走。”
杜俊笑了，伸手揉了揉安远的头发：“我不走。除非你考上大学，嫌弃我这个技校生了。”
“你考技校怎么了？技校出来那是技术工人，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。”安远搬出政治课本上的那一套。杜俊乐了，把另一只耳机也塞进安远耳朵里，把他整个头都按在自己肩膀上。“行了，大才子，别上政治课了，听歌儿。”
安远靠在那个并不算宽厚、甚至有点硌人的肩膀上，闭上了眼睛。那一刻，他希望这盘磁带永远不要转完。
4.
从张丽家回来，通常是傍晚了。夕阳把门头沟的山染成了紫红色。他们在路过父母工厂西墙外的时候，会停下来。那里有一棵巨大的老柳树，旁边是一条灌溉用的水渠，那是他们的秘密基地。杜俊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盒烟。不是希尔顿了，那是奢侈品。是一块六的“长乐”，或者是更便宜的“星湖”。
“来一根儿？”
“来。”
两人坐在水渠边，把脚泡在凉凉的水里。点烟的时候，杜俊有一套讲究。
“看好了啊，这叫‘香火不断’。”
他先把自己的烟点着，吸一口，让火头红透了。然后并不用火柴，而是凑过来，把头抵近安远。两个人的脸贴得极近，近到安远觉得自己要把持不住了。杜俊用两根手指捏着自己的烟，把那红彤彤的火头，对准安远嘴里叼着的烟头。
“吸。”杜俊含糊不清地命令道。
安远用力一吸。
两根烟头抵在一起，中间亮起一点猩红的光，像是一颗跳动的心脏。烟雾升腾起来，把两张脸都笼罩在暧昧的青灰色里。这个动作，在安远看来，比接吻还要色情，还要神圣。它象征着一种传承，一种共享，一种“你的火就是我的火”的契约。
抽完烟，两人躺在柳树下的草地上，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，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。
“安远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将来咱们干点什么？”杜俊看着天上的星星，问道。
“我可能是要上大学的。”安远说，“学中文，以后当个……当个作家吧，或者记者。”
“那是文曲星干的事儿。”杜俊叼着草根，“我以后想进厂工作，或者像我爸那样，倒腾点买卖，或者开个大车，跑长途，去南方看看。”
“跑长途太累了，还不安全。”安远下意识地反对。
“累怕什么？挣钱哪儿有不累的。”杜俊翻了个身，侧身看着安远，“我要挣很多钱。到时候，给你家装个电话。”
“装电话？”安远笑了，“就为了这个？”
“对啊。装了电话，我就能天天给你打了。哪怕我在南方，你在北京，也能听见响儿。”
杜俊说得很认真，安远的心里酸了一下。电话。那是那个年代连接彼此的唯一奢望。三千五百块初装费，对于工薪家庭是天价。可杜俊把这个当成了奋斗目标。是为了方便？还是为了怕失去联系？
“行。”安远看着杜俊的眼睛，“那我等着。等你挣了钱，第一个电话必须打给我。”
“必须的。号码我都想好了，尾号要三个8，发发发。”
两个少年在柳树下笑作一团。那时候的他们，不知道未来有多远，也不知道“南方”有多远。他们以为，装了电话，线就连上了，人就丢不了了。他们不知道，有些线，是剪不断的；而有些线，就算连着，那边的人也早就变了。
5.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安远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1991年7月15日。晴，极热。
今天在张丽家听了《大约在冬季》。
杜俊说，他以后要挣钱给我装电话。
我没告诉他，其实我不想要电话。我只想要他在我身边，不用拨号，一转身就能看见。
但我不说。因为我知道，那样会吓跑他。
现在的我们，就像两只在夏天里取暖的刺猬。靠得太近会扎，离得太远会冷。
那就这样吧。保持着一根耳机线的距离。
只要这根线不断，我就知足。”
安远合上日记本，把它锁进抽屉的最深处。那是他的档案。关于1991年夏天的绝密档案。
窗外，雷声隐隐滚过，一场暴雨正在酝酿。那是北京夏天的常态。燥热到了极致，总要有一场雨来打破平衡——就像他和杜俊的关系。在那层名为“友谊”的薄纸即将被汗水浸透的时候，一场风暴，正在悄然逼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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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：暴雨将至
1.
一九九一年的那个夏天，似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“下午两点”的时间刻度里。
两点，是一天里阳气最盛、人最困乏、理智最薄弱的时候。杜俊提议去河滩捞鱼，这提议本身就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野劲儿。那是永定河的一段支流，平时水流平缓，但上游有个水闸，要是赶上汛期放水，那水头下来能吃人。可十五岁的少年不管这个。在他们的字典里，没有“风险评估”，只有“好玩”。杜俊把他爸的“全套家当”都偷出来了：一个竹编的虾米篓子，一个顶指小鱼网，还有一个大家伙——用大卡车内胎改装的皮筏子。那个黑黝黝的橡胶内胎，补过好几块胶皮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胶皮味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就是顶级的“水上坐骑”。两人顶着烈日，骑车到了河滩。
河滩上全是鹅卵石，晒得滚烫。周围是比人还高的芦苇荡，密不透风，把这一小块天地围成了一个私密的“包间”。知了在芦苇杆上声嘶力竭地叫着，叫得人心烦意乱，又叫得人心猿意马。安远是个会游泳，但他不太喜欢，是个典型的“文职人员”。他负责后勤——把虾米篓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区，还要找根结实的芦苇杆，把绳子死死系住。他做事讲究闭环，生怕那篓子被水冲走，那可是资产流失。
杜俊不一样。他是实战派。他把那件那已经被汗水湿透的背心一脱，露出那一身还没完全长开、但已经有了线条的小麦色肌肉。阳光打在他身上，像是涂了一层油。“露一手儿，您仔细瞅好喽！”杜俊把皮筏子往水里一扔，像条泥鳅一样蹿了上去。他趴在那个巨大的黑色轮胎上，两条长腿在水里划着，向河中心游去。安远坐在岸边的芦苇丛里，抱着膝盖看着他。
那一刻，安远觉得自己像个守望者。他看着那个少年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沉浮，看着那结实的肩背随着划水的动作一耸一耸。阳光太毒了，晃得安远眯起了眼。在恍惚中，他觉得那不是一个人，那是一团火，一团在水里燃烧的火。这团火，烧得安远口干舌燥。
2.
下了网，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。杜俊划着皮筏子回来了。他浑身湿漉漉的，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，划过高挺的鼻梁，汇聚在下巴尖上。他一屁股坐在安远身边。那股带着河水腥气和年轻男性特有汗味的热浪，瞬间把安远包围了。
“热死我了。”杜俊抹了一把脸，随手折了一根芦苇，在手里把玩着。
“给。”安远递过去一瓶早就准备好的凉白开。
杜俊仰头灌了一大口，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。安远盯着那个喉结，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。
“远儿，你说……”杜俊忽然开口，声音被水浸润过，带着点湿气，“咱俩以后会不会就不一样了？”
“什么不一样？”
“你看啊。”杜俊用芦苇杆在沙地上画着圈，“你上重点高中，以后考大学，坐办公室，当干部。我上技校，出来进厂子，当工人，修变压器。咱俩这路，是不是就岔开了？”
安远心里一紧。这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话题。在少年的认知里，阶级这个词还很模糊，但“分流”这个词却很残酷。那是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，一旦发车，就连挥手都看不见了。“岔开什么？”安远推了推眼镜，拿出了那套政治课本上的理论来掩饰心慌，“工作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分工不同。再说了，就算岔开了，咱们还是发小儿吧，还是兄弟吧。”
“兄弟？”杜俊嚼着芦苇根，苦笑了一下，“你见过哪个大学生跟修变压器的工人天天混在一起的？到时候你周围都是戴眼镜的斯文人，还能看得上我这一身臭汗？”
“我看能。”安远说得很轻，但很重。他转过头，看着杜俊的眼睛。
“杜俊，你记着。不管我以后在哪，干什么，只要你找我，我都在。”
这是一句承诺。杜俊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他伸出手，那只满是老茧和泥沙的大手，用力揉了揉安远的头发。
“傻样儿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以后我要是混惨了，就去你家蹭饭。你得管饱。”
“管。管一辈子。”
两个少年在芦苇荡里，对着一条并不清澈的河流，许下了一句那么长的诺言。那时候他们不知道，一辈子太长了，长到足以把所有的誓言都风化成沙。
3.
天就是在这个时候变的。
刚才还白花花的太阳，突然就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乌云给吞了。原本闷热的空气瞬间凝固，连知了都不叫了。整个世界静得可怕，像是一口即将炸裂的高压锅。远处的天边，滚过一阵闷雷。“轰隆隆——”紧接着，一阵狂风平地而起，把芦苇荡吹得东倒西歪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惨叫。
安远猛地站起来，往河上游看去，他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只见上游的水面上，出现了一道白线。那白线推进得极快，像是一群奔腾的野马，带着低沉的咆哮声冲了下来。
“杜俊！水！上游放水了！”安远的声音都变了调。
那是开闸泄洪。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孩子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那是极度危险的信号。杜俊也反应过来了，他看了一眼河中心，脸色一白。“操！我的网！”那个顶指小鱼网还在河中心下着呢。那是他爸的宝贝，要是丢了，回去得被打断腿。
“别管网了！快跑！”安远去拉他。
“不行！那是进口货！好几百块钱呢！”杜俊甩开安远的手，抱起那个笨重的皮筏子就往水里冲。
“杜俊！你疯了！放水啦！”安远急得大喊，想都没想就跟着冲了下去。他游泳水平不高，但他不能看着杜俊去送死。
水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。就在杜俊刚刚划到河中心抓住渔网的一瞬间，那道白线就到了。原本平缓的河水瞬间暴涨，裹挟着泥沙、枯枝，像一只巨手，狠狠地拍在皮筏子上。“抓紧！”安远站在齐腰深的浅水区，死死抓住皮筏子上的一根绳子。
水流太急了，巨大的冲击力差点把安远带倒。河底的石头又滑又硬，膈得脚底板生疼。杜俊在皮筏子上也慌了，他拼命地收网，可那网像是挂住了什么东西，死活拽不动。“撒手！扔了！”安远嘶吼着，嗓子都破了音，“杜俊！你他妈给我撒手！”
这是安远第一次骂脏话。
也许是被安远这狰狞的样子吓到了，或者是感觉到了身下水流的恐怖力量，杜俊终于一咬牙，松开了手。渔网瞬间被浑浊的河水吞没，连个泡都没冒。“划！往回划！”杜俊趴在皮筏子上，两条胳膊像风车一样拼命划水，安远在岸边死命地拽绳子，两个人像是在跟河神拔河。
雨，终于下来了，不是那种细雨，是那种黄豆大的、砸得人生疼的暴雨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，天地间瞬间挂起了一道白茫茫的水幕。
4.
好不容易把皮筏子拖上岸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已经虚脱了。河水已经涨到了刚才他们坐的地方，那个虾米篓子早就不知道被冲到哪去了。
“快走！这地方不能呆了！水还涨呢！”安远顾不上喘气，拉起瘫在地上的杜俊。两人拖着那个沉重的、还在滴水的皮筏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路上爬。雨太大了，打得人睁不开眼。衣服早就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难受得要命。爬上公路的那一刻，两人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杜俊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马路牙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胸膛剧烈起伏。
“操……吓死爹了。”杜俊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看着波涛汹涌的河面，心有余悸，“网没了，篓子也没了。回家肯定得挨揍。”
“挨揍也比没命强。”安远靠在树干上，两条腿还在发抖。他看着杜俊，雨水冲刷着杜俊的身体，那个少年像是一尊刚刚出水的雕塑。背心贴在身上，勾勒出每一块肌肉的形状。黑色的短裤湿哒哒地裹在大腿上。
安远忽然觉得一阵眩晕。
不是因为缺氧，而是因为一种强烈的、原始的视觉冲击。在这场生与死的博弈之后，在这场暴雨的冲刷之下，那个所谓的“文明世界”的壳子碎了。剩下的，只有两具年轻的、滚烫的、劫后余生的肉体。“走，去我家。”杜俊站起来，把皮筏子往自行车后座上一绑，“我爸妈还没下班。先去我家避避雨，把衣服弄干了。这幅鬼样子回去，你妈得吓死。”
安远点了点头。他没有拒绝的理由，或者说，他内心深处，正在渴望着某种更危险的发生。那天回家的路，只有一公里，但对于安远来说，那是一条通往新世界的路。
雨还在下，雷还在响。两个少年骑着车，在暴雨中狂奔。杜俊在前，安远在后。安远把脸贴在杜俊湿透的后背上。那里的体温很高，烫得安远脸颊发烧。他听见杜俊的心跳，咚、咚、咚。那是欲望的鼓点。
暴雨将至？不，暴雨已经来了。它将冲垮所有的理智，淹没所有的防线。在那个即将到达的、没有大人的房间里，有一场比洪水更猛烈的潮汐，正在等待着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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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：雷雨中的禁忌
1.
杜俊的家在六楼。那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单位分房，苏式红砖楼，没有电梯。楼道里常年弥漫着一股炖白菜和煤球燃烧后的味道。
两个浑身湿透的少年，像是两只刚从水底捞上来的落汤鸡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雨还在下，顺着发梢、衣角，滴滴答答地落在水泥台阶上，留下一串深色的水印。那声音在空旷幽暗的楼道里，听起来像是一种倒计时。
“到了。”
杜俊站在贴着福字的防盗门前，喘着粗气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湿漉漉的钥匙。钥匙插进锁孔，“咔哒”一声，转动，门开了，屋里很暗。外面的天已经黑得像锅底，厚重的窗帘又拉了一半，整个客厅像是一个被遗忘的防空洞。空气里漂浮着樟脑丸和陈旧木头家具混合的味道，闷热，却让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全感。
“快，把门反锁了。”杜俊进门的第一句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安远依言照做。他转动门锁上的旋钮，“咔嚓”，两道锁舌弹了出来。这声音像是一道封印，把外面的风雨、规矩、道德，统统关在了门外。从这一刻起，这个六十平米的空间，成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孤岛。
“脱了吧，全是水。”杜俊踢掉脚上的回力鞋，随手把那件还在滴水的背心扒了下来，扔在洗手间的水盆里。安远站在玄关，有些局促。虽然在河滩上已经“赤诚相见”过，但在这样一个封闭的、充满生活气息的室内，脱衣服这个动作，忽然变得充满了暗示意味。
“愣着干嘛？感冒了我可不管看病。”杜俊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昏暗中，杜俊赤裸的上身泛着一种青铜般的光泽。他的头发湿哒哒地搭在额前，遮住了那双平日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，让他看起来多了几分陌生和危险。安远咬了咬牙，脱掉了湿透的校服和短裤。两个少年，只穿着底裤，站在昏暗的客厅里。窗外一道闪电划过，惨白的光瞬间照亮了屋子，也照亮了彼此苍白的身体。紧接着，是一声炸雷。
“轰隆——”玻璃窗被震得嗡嗡作响。
2.
“洗个澡吧。你先还是我先？”杜俊问。
“你先吧。”安远推了推鼻梁上并没有滑落的眼镜，视线不敢在杜俊身上停留，“你是主人。”
“行。那你自个儿找地儿坐会儿。冰箱里有水，别客气。”杜俊转身进了狭小的卫生间，很快，里面传来了哗哗的水声。
安远站在客厅中央，听着那水声，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。他环顾四周。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杜俊家，那个旧沙发，那个玻璃茶几，那个摆着全家福的五斗橱。可今天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。每一件家具仿佛都在盯着他，像是在审视一个闯入者。他走到窗前，想把窗帘拉开透透气。手刚碰到布料，又缩了回来。不能拉，外面的世界太亮了，太正经了。这里面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见不得光的。他最终只是把窗帘拉得更严实了一些，哪怕这让屋里更加闷热。
十分钟后，杜俊出来了。他没穿上衣，下身套了条宽松的大短裤，脖子上挂着条毛巾，正在擦头发。“该你了。水挺热的。”杜俊经过安远身边时，身上带着一股廉价香皂的清香，和刚洗完澡特有的热气。安远逃也似的钻进了卫生间。狭小的空间里，还残留着杜俊的体温和气味。镜子上蒙着一层白雾，安远伸手抹了一下，看见镜子里那张因为紧张而涨红的脸，还有那双藏在镜片后、充满了渴望与恐惧的眼睛。他打开淋浴头，让热水从头浇下来。
他试图冲刷掉那种让他战栗的念头，可那念头就像顽固的青苔，在潮湿和温热中疯长。
3.
安远洗完出来的时候，客厅里只开了一盏昏黄的台灯。杜俊正蹲在电视柜前，在那堆录像带里翻找着什么。
“远儿，过来。”杜俊头也没回，招了招手。安远走过去，在他身后的沙发上坐下。沙发是人造革的，粘在皮肤上，有点涩。
“咱俩看个片儿？”杜俊转过头，手里拿着一盘没有任何标签的黑色录像带，脸上带着那种熟悉的、坏坏的笑。
那是安远从未涉足过的领域。作为好学生，他的世界里只有课本、试卷和六点半的动画片。录像带？那是坏孩子的专利。
“什么片儿？”安远明知故问，嗓子发干。
“好东西。我从那一堆里偷出来的，趁我爸妈不在……”杜俊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听说……挺带劲的。”
他把带子塞进那台新款松下L15录像机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机器吞了进去。电视屏幕闪烁了一下，出现了一片雪花点，伴随着刺啦刺啦的电流声。杜俊关掉了灯，屋里彻底黑了下来，只剩下电视屏幕发出的幽幽蓝光，映在两个少年的脸上，忽明忽暗。
画面终于出来了。没有片头，没有字幕，直接就是让人面红耳赤的肉体纠缠。那是两个外国人，正在做着安远只在生物课本上隐晦地读到过、却从未真正理解的事情。声音虽然被杜俊调到了最小，但在寂静的屋里，那种喘息声和皮肤碰撞的声音，依然像是一声声惊雷，炸在安远的耳边。安远全身僵硬，手死死抓着沙发的边缘。他想闭上眼，可眼睛却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，死死盯着屏幕。
那是一种巨大的、摧毁性的冲击。它撕碎了安远那个由规矩和道德构建起来的无菌世界，把最原始、最赤裸的人性本能，毫无保留地摊开在他面前。他偷偷看了一眼杜俊。杜俊盘腿坐在地毯上，仰着头，盯着屏幕。蓝光在他的侧脸上跳动，勾勒出他高挺的鼻梁和紧抿的嘴唇。
他的喉结在上下滚动，呼吸变得有些粗重。那一刻，安远忽然觉得，屏幕上演了什么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和杜俊，正共享着这个秘密，共享着这份禁忌的快感。
这就是共犯。
4.
不知过了多久，屏幕上的画面变得更加激烈。屋里的空气仿佛被点燃了，闷热得让人窒息。汗水顺着安远的脊背流下来，汇聚在腰窝里。杜俊忽然动了。他转过身，不再看屏幕，而是看向了沙发上的安远。电视的光打在他的背上，让他的脸隐没在阴影里。安远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见那双眼睛里，闪烁着两簇幽暗的火苗。
“远儿。”杜俊叫了一声。声音沙哑，像是含着一口沙砾。
“嗯。”安远应了一声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杜俊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握住了安远放在膝盖上的手。杜俊的手很烫，手心里全是汗。那一瞬间，安远觉得有一股电流，顺着两人接触的皮肤，瞬间击穿了他的心脏。
他没有躲——这是他在那一刻做出的选择。也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大的赌注。
杜俊的手指慢慢收紧，然后用力一拉。安远顺势滑下了沙发，跪坐在水泥地上，和杜俊面对面。距离太近了。近到能闻到彼此呼吸里的味道，近到能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浪。
“你怕吗？”杜俊问。
“怕。”安远说的是实话。他怕极了。怕被发现，怕被拒绝，怕这段友谊在今天之后荡然无存。
“我也怕。”杜俊笑了，笑得有些勉强，又有些释然，“但这玩意儿……真他妈让人上瘾。”
说完，杜俊慢慢凑了过来，安远闭上了眼睛。黑暗中，他感觉到了杜俊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，那是带着温度的、湿润的气息。紧接着，是一个笨拙的、试探性的吻。
嘴唇碰到了嘴唇。
没有什么技巧，甚至牙齿磕到了嘴唇，有些疼。但就是这点疼，让安远确信，这不是梦。那个他在无数个深夜里幻想过的、只敢在日记本里隐晦提及的人，此刻正实实在在地吻着他。这个吻，像是一把火，瞬间点燃了积压在两人体内整整一个夏天的干柴。安远的手不知何时攀上了杜俊的肩膀，那是他刚才在河里拼命想抓住、却没抓住的肩膀。现在，他抓住了。杜俊的手臂紧紧箍住了安远的腰，力气大得像是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。他们在电视屏幕那幽暗的蓝光里，像两只迷失的小兽，互相撕咬，互相慰藉。
窗外的雷声越来越大，雨点疯狂地拍打着窗户，像是在为这场背德的狂欢伴奏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昏暗房间里，没有好学生，没有坏孩子，没有未来的成功人士，也没有落魄的技校生。只有两个被欲望和孤独驱使的灵魂，在绝望地寻找着出口。
5.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的雨渐渐小了。电视屏幕上变成了“雪花屏”，发出一阵阵单调的“沙沙”声。录像带放完了。屋里重新陷入了死寂。安远和杜俊并排躺在地毯上，看着天花板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——汗水味、石楠花的味道，还有那种激情退去后的疲惫与空虚。
谁也没有说话。
这种沉默，比刚才的狂风暴雨还要让人心慌。安远的心里开始打鼓。他开始后怕。刚才的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太猛，像是做了一场荒唐的梦。现在梦醒了，现实重新压了过来。杜俊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恶心吗？会后悔吗？会从此把他当成变态吗？安远动了动手指，想去摸自己的眼镜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准确地抓住了他的手。
是杜俊。
他没有转头，依旧看着天花板，但手上的力道很重，紧紧扣住安远的十指。
“安远。”
“嗯？”
“这事儿……以后就是咱俩的秘密。”杜俊的声音很轻，但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能说。”
安远的心，一下子落回了肚子里。这是一份契约。一份共犯的契约。
“我知道。”安远反手握住了杜俊的手，“这是我的死档。除了你，没人有权调阅。”
杜俊转过头，在昏暗的光线中看着安远。“你刚才说，不管你在哪，只要我找你，你都在。这话还算数吗？”
安远迎着他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“算数。签了字，盖了章，这辈子都生效。”
杜俊笑了。他凑过来，在安远的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。“行。那我也盖个章。”
那是一个很轻的吻，不带任何欲望，只有一种深深的依赖和信任。安远闭上眼，眼角滑过一滴泪。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写了。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他成了这段感情的囚徒。而这个牢笼，是他自己亲手锁上的。
窗外的雨停了。知了又开始叫了，声音依旧聒噪，但听在安远耳朵里，却不再那么心烦。
那是夏天的声音。是活着的声音；
也是他们这段隐秘关系的背景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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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：沉默的共谋
1.
一九九一年的八月，北京的热浪依旧没有退潮的意思。但对于安远来说，这个夏天的后半程，过得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谍战片。那场暴雨过后的第二天，安远照例在下午两点骑车去了杜俊家。站在那扇贴着福字的防盗门前，安远举起手，指关节在铁门上悬停了三秒。昨天的一切还历历在目。那扇门后，是他们越界的现场，是欲望的遗址。安远的心跳得有些快，他在赌，赌那扇门打开后，迎接他的是什么。是尴尬？是冷漠？还是一切如常？
“咔哒”，门开了。
杜俊只穿了条大短裤，脖子上挂着条毛巾，手里拿着半块西瓜。看见安远，他咧嘴一笑，那笑容里没有丝毫的阴霾，坦荡得让人心惊。“来了？外头热吧？赶紧进来，我刚切的瓜，沙瓤儿的。”杜俊侧过身，让出一条道。在安远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极自然地伸手在安远的后背上拍了一下。那一下很轻，带着掌心的温度，甚至手指还在安远的脊柱沟里若有似无地滑了一下。安远浑身一激灵，猛地抬头看杜俊。
杜俊冲他眨了眨眼，嘴角带着那一抹熟悉的、坏坏的笑意。
那一瞬间，安远悬着的心，“咚”地一声落了地。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解释。这个小动作就是暗号，是只有他们两个能听懂的摩斯密码。它在说：昨天的事儿没翻篇，它就在咱们心里，活得好好的。
2.
从那天起，他们学会了一项新技能：伪装。
这是一种无师自通的本事。就像是两条变色龙，在不同的环境下迅速切换皮肤的颜色。在张丽家，他们依旧是那个听磁带、聊八卦的普通初中生。张丽坐在钢琴前弹《致爱丽丝》，安远和杜俊坐在沙发上翻看新的歌词本。“哎，你俩最近怎么老凑一块儿嘀嘀咕咕的？”张丽转过头，狐疑地看着他们，“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坏事了？”
安远的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手里的歌词本差点掉地上。“能干什么坏事？”杜俊把腿往茶几上一翘，漫不经心地剥着橘子，“这不商量着去哪给你弄那盘赵传儿的新专辑吗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”他说得脸不红心不跳，顺手把剥好的一瓣橘子塞进安远嘴里，“是吧，远儿？”安远嚼着那瓣橘子，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。他推了推眼镜，用一种极其诚恳的语气说：“是啊。杜俊说你最近练琴辛苦，想给你个惊喜。”张丽笑了，转过身继续弹琴：“算你们有良心。”
钢琴声再次响起。安远和杜俊对视一眼。
杜俊的手在沙发靠垫的掩护下，悄悄伸过来，捏了捏安远的手指。安远反手握住，指尖在他的掌心里勾了一下。在那个充满了少女情怀和钢琴声的房间里，两个少年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偷情。那种刺激感，比做爱还要强烈。它是悬崖边的舞蹈，是刀尖上的蜜糖。它让安远明白，所谓的“共犯”，不仅仅是共同作案，更是共同保守秘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知道你刚才说了谎，也只有你知道我为什么配合你撒谎。
这种独一无二的排他性，就是爱情最初的模样。
3.
如果不去张丽家，他们就去永定河边的那个秘密基地。那棵老柳树下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。那天下午，知了叫得格外凶。两人坐在水渠边，把脚泡在水里。杜俊从兜里掏出一包烟，还是那一块四的“星湖”。点上烟，杜俊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一个烟圈，看着它在阳光下消散。
“远儿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咱们这样……算什么？”杜俊忽然问。安远愣了一下。他知道杜俊问的是什么。算什么？
在那个年代的词典里，没有“同性恋”这个词，或者说，这个词是跟流氓、变态划等号的。那是病，得治；那是罪，得判。安远看着水渠里流淌的水，看着水底摇曳的水草。
“算……搭档吧。”安远想了半天，憋出这么个词，“就像……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，就像……罗宾汉和小约翰。”
他没敢说“就像贾宝玉和秦钟”，那是禁书里的比喻。杜俊乐了，弹了弹烟灰：“你这文化人就是不一样，整词儿一套一套的。什么搭档，我看咱们这就是‘铁磁’，是最铁的那种。”他转过头，看着安远，眼神忽然变得深邃起来。“安远，我读书少，不懂那些大道理。我就知道一点：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心里踏实。我想亲你，想抱你，想跟你干那些事儿。这要是病，那我不想治了。”
这大概是十五岁的杜俊，能说出的最动听的情话。
安远觉得眼眶有点热。他摘下眼镜，假装擦汗，掩饰住眼角的湿润。“不治就不治。”安远重新戴上眼镜，声音有些发哑，“要病一起病。反正这医院里，就咱们俩床位。”杜俊哈哈大笑，一把搂过安远的脖子，狠狠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
“行！那就这么定了。咱们俩，这辈子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也别想跑。”
4.
快乐的日子，总是像指缝里的沙，抓得越紧，流得越快。八月下旬，知了的叫声开始变得凄厉，那是夏天的尾声。开学的日子近了，这意味着分别。虽然安远的市重点高中和杜俊的昌平技校都在北京，但对于两个习惯了天天腻在一起的少年来说，那几十公里的距离，就像是天堑。最后一次去杜俊家，是一个阴天。
空气里透着股凉意，秋天已经在敲门了。他们在屋里待了一下午，什么也没干，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。杜俊把玩着安远的手指，一根一根地捏着，像是要把这双手记在心里。“去了高中，别老让人欺负。”杜俊忽然说，“也别光顾着学习，把眼睛看坏了。”
“知道。”安远轻声说，“你也是。技校里乱，别老跟人打架。”
“我不打架。”杜俊笑了笑，“我得攒着劲儿，以后还得给你装电话呢。”
安远没说话，侧过身，把脸埋进杜俊的胸口。那里有他熟悉的心跳声，有那种让他安心的体味。
“杜俊。”
“嗯？”
“咱们……还会像现在这样吗？”
安远问得小心翼翼。他是悲观主义者，总觉得太过美好的东西都不长久。
杜俊收紧了手臂，下巴抵在安远的头顶上。“会。只要你想，就会。”杜俊的声音很轻，但在那个安静的午后，却像是一句咒语。
5.
那天离开杜俊家的时候，安远在楼下停住了脚步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六楼的那扇窗户。窗帘拉着，透出一丝橘黄色的灯光。那是他们整个夏天的秘密基地，是他们青春的伊甸园。安远知道，他必须把这个夏天封存起来了。他把那个雷雨交加的午后，把那些汗水和喘息，把那些在张丽家偷偷交换的眼神，把那些在柳树下许过的诺言，统统装进了一个名为“1991·夏”的档案袋里。他贴上了封条，盖上了“绝密”的印章。然后，把它藏进了心底最深、最隐秘的角落。
这不是为了遗忘，而是为了保护。因为他知道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风很冷，人言可畏。这颗刚刚萌芽的种子，太嫩了，经不起风霜。只有把它藏起来，在无人的深夜里偷偷拿出来看一眼，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一直活着。安远跨上自行车，迎着初秋的风，用力蹬了起来。风吹起了他的校服衣角，吹乱了他的头发。少年骑行在暮色中，背影单薄而坚定。前面是重点高中，是大学，是光明的前程，是父母的期望。身后是那个夏天，是那个男孩，是一段见不得光、却足以温暖他半生的爱情。在这个分岔路口，安远没有回头。但他知道，无论他走多远，他的身上，永远留着那个人的印记。
那是杜俊留给他的，独一无二的防伪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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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：分岔路口与未寄出的信
1.
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。
这个日子在安远的记忆档案里，被标记为“第一次资产剥离”。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。没有长亭古道，没有折柳相送，只有门头沟长途汽车站那股子浓烈的柴油味和尘土味。
杜俊要去昌平的技校报到了。那是全封闭式管理，半军事化，两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安远站在检票口外，背着自己那个印着“师院附中”字样的书包。他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行李件，孤零零地立在人潮里。杜俊背着个巨大的军绿色行囊，那是他爸以前用过的，里面塞满了被褥、脸盆和对他那个未知世界的憧憬。
“回去吧，别送了。”杜俊回过头，甚至还冲安远挤了挤眼睛，“又不是生离死别，过俩礼拜我就杀回来了。”
他笑得没心没肺，露出一口白牙。安远想笑，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块石头。他推了推眼镜，喉咙里堵着一团湿棉花。
“到了那边……别惹事。”安远憋了半天，只憋出这么一句像老妈子一样的话。
“知道了，管家婆。”
杜俊伸手，想要像往常一样揉揉安远的头发。手伸到一半，忽然意识到周围全是人，全是送行的家长和眼神犀利的售票员。他的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秒，然后生硬地转了个弯，落在了安远的肩膀上，重重地拍了两下。
“走了。”
杜俊转身，钻进了那辆破旧的长途客车，车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。
安远站在原地，看着车缓缓启动，喷出一股黑烟。透过满是尘土的车窗，他看见杜俊在最后排那个角落里，冲他挥了挥手。车开走了，安远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，随着那辆车一起被挖空了。
那个夏天，那个充满了橘子汽水味、雷雨味和杜俊身上汗味的夏天，在这个瞬间，正式结束了。留给安远的，是漫长的、枯燥的、充满了规矩和压抑的高中三年。
2.
如果你问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的安远是怎么过的，他大概会告诉你：像是在坐牢，又像是在修行。
重点高中的生活是高压的。每天早晨六点起床，晚上十点熄灯。试卷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排名像鞭子一样抽在背上。安远把自己活成了一台精密的学习机器。他在教室里永远坐得笔直，笔记永远记得工整，回答问题永远滴水不漏。老师喜欢他，同学敬佩他，父母以他为荣。
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具完美的躯壳里，住着一个正在枯萎的灵魂。
他在等信。
那个年代，书信是维系异地感情的唯一红线。杜俊的信来得不规律。有时候一周一封，有时候一个月也没个动静。他的字很丑，像鸡爪子挠的，跟安远那笔行云流水的庞中华字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信纸也五花八门，有时候是作业本撕下来的，有时候是不知道哪来的便签纸，上面甚至还沾着油渍。
内容更是流水账：
“远儿：
展信佳（是不是这么写？）。
这破学校真不是人待的。天天早操，教官是个变态。伙食太差，全是白菜帮子，我想吃炸酱面了。
上周跟隔壁宿舍的干了一架，没输，就是手破了点皮，别担心。
你那边咋样？听说重点高中全是书呆子，你可别学傻了。
没钱了，下周回家，记得请我吃烤串。
——杜”
每一封信，安远都像捧着圣旨一样读上好几遍。他能从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，读出杜俊的体温，读出他在那边又认识了什么狐朋狗友，读出他是不是又偷偷抽烟了。
安远的回信则要讲究得多。他会选最好的信纸，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。他写学校的银杏树黄了，写最近读了什么书，写他又考了年级第一。但他从来不写“我想你”。这三个字太重了，也太危险了。一旦落在纸上，那就是白纸黑字的罪证。他学会了用隐语：
“最近总是下雨，每次下雨我就想起咱们去河滩那天。”（我想你了。）
“食堂的饭很难吃，没有咱们在路边摊吃的那个味儿。”（我想和你一起吃饭。）
“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受伤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”（我心疼你。）
这些信，安远写好后，总是要压在枕头底下放一晚上，第二天再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里。那个邮筒，就像是一个吞噬秘密的树洞。安远把他的思念、他的欲望、他那见不得光的爱，一点点喂给了它。
3.
这三年里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杜俊变了，那是安远最直观的感受。
每次见面，杜俊身上的那股“社会气”就重一分。他学会了抽更贵的烟，学会了喝二锅头，嘴里蹦出来的新词儿越来越多——“大蜜”、“局气”、“切货”。
他的头发留长了，说是像郑伊健；裤子穿成了喇叭裤，走起路来带风。他开始跟安远讲他在技校里的“辉煌战绩”：怎么带人平事儿，怎么帮哥们儿磕婆子，怎么跟教官斗智斗勇。
安远总是静静地听着，偶尔插一句嘴，或者递过去一瓶水。他发现，自己插不上话了。那个曾经在耳机里和他一起听齐秦、在柳树下跟他畅想未来的杜俊，似乎正在离他远去。杜俊的世界正在极速膨胀，变得五光十色、嘈杂喧闹。而安远的世界，依然是那个安静的、充满了墨香和规矩的书房。
一种巨大的恐慌感攫住了安远。这就是杜俊当年说的“分流”吗？
有时候，看着在那儿眉飞色舞地讲着江湖段子的杜俊，安远会忽然觉得很陌生。但他依然爱他，甚至，这种陌生感反而增加了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杜俊身上的那股野性，那股安远永远无法拥有的自由和放肆，像毒品一样吸引着安远。
他像是个守着规矩的“良家妇女”，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浪子。哪怕知道这个浪子终究会漂向远方，他也愿意守在原地，做那个永远亮着灯的港湾。
4.
一九九四年夏天。
高考结束了。安远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，文秘系，中文秘书专业。这是一个无比符合他“人设”的选择。稳重、体面、前途无量。这所学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，进了这里，等于半只脚踏进了体制内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，杜俊来了。他已经技校毕业，分配到了石景山的一家发电厂，成了一名真正的工人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在门头沟河边的一个露天烧烤摊庆祝。
杜俊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，袖口卷着，露出结实的小臂。虽然才十九岁，但他看起来已经像个成熟的男人了。“来，大学生！走一个！”杜俊举起在大扎啤杯，碰了碰安远的杯子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“恭喜你啊，远儿。以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，咱们这帮大老粗，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关照。”
这话是玩笑，可听在安远耳朵里，却有点刺耳。“什么干部不干部的。”安远喝了一大口啤酒，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，“就是个写材料的。”
“写材料那也是笔杆子！那叫‘师爷’！”杜俊大笑着，往嘴里塞了一串大腰子，“我就不行了。以后就是跟机器打交道，修修补补，混口饭吃。”
安远看着杜俊。炭火的红光映在杜俊的脸上，让他看起来既粗糙又生动。
“杜俊。”安远放下杯子，认真地看着他，“不管我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。咱们永远是……”
“铁磁！”杜俊抢着接过了话头，“必须是铁磁！”
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纸盒子，那是“红塔山”。在当时，这也是好烟了。“给，尝尝这个。我现在挣工资了，抽得起好的了。”
杜俊给安远点上烟。那个熟悉的动作——双手拢火，头凑过来。火光亮起的一瞬间，安远看到了杜俊眼角的一丝疲惫。那是生活的痕迹，那个曾经在河滩上为了一个渔网跟洪水搏斗的少年，那个在雷雨天里抱着他发抖的少年，终于还是被生活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。
安远的心里一阵抽痛。
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们真的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一条通往庙堂之高，充满了文件、会议和谨小慎微；一条通往江湖之远，充满了油污、汗水和粗砺的生存。
但在这两条路的交汇点上，在这个烟雾缭绕的烧烤摊边，他们的灵魂依然紧紧地挨在一起。
5.
那天晚上，杜俊喝多了。安远骑着车，驮着大个子的杜俊回家，就像三年前杜俊驮着他上那个大坡一样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换成了安远在负重前行。杜俊趴在安远的背上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哼着歌。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……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”
安远蹬着车，每一步都很沉。夜风吹过，吹散了酒气，却吹不散心里的愁绪。到了杜俊家楼下，安远把杜俊扶下来。杜俊靠在墙上，忽然一把抱住了安远。
这是一个毫无征兆的、带着醉意的拥抱。很紧，勒得安远骨头疼。“远儿……”杜俊把头埋在安远的颈窝里，热气喷在他的脖子上，“其实……我挺羡慕你的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能读书，能去大机关……我不行，我这辈子……也就这样了。”杜俊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脆弱，“但我高兴，真的，看着你好，我比谁都高兴。”安远的手颤抖着，慢慢抬起来，回抱住了这个比他高、比他壮，此刻却像个孩子一样脆弱的男人。“你会好的。”安远轻声说，“杜俊，你比谁都强。你是鸿鹄，不是燕雀。”
杜俊笑了，笑声闷闷的。“什么鸿鹄……我就是只野鸽子，飞哪儿算哪儿。”
他松开安远，站直了身子，用力搓了搓脸，又恢复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“行了，回吧。明儿还要返校呢，那是正事儿。”
杜俊挥了挥手，转身上楼。声控灯亮了又灭，那个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楼道里。安远站在楼下，看着那扇窗户。许久，窗户里的灯亮了。
安远推了推眼镜，转身骑上车，驶入了北京一九九四年的夜色中。在他的书包里，除了录取通知书，还放着那一叠厚厚的、杜俊这三年写给他的信。
那是他的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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