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创作方式分类亨利的画作，也能透露一二。他最早期的艺术作品包括拼贴画：他从《生活》杂志（Life）、《星期六晚邮报》（Saturday Evening Post）、《国家地理杂志》（National Geographic）等刊物剪下的孩童、间谍、军人与王室贵族图片，经过上色、加毛发、加肩章、加帽子等等加工后，贴上厚纸板。亨利有时会加上一大段图解，介绍图中的人物，其中一些甚至是故事的要角，包括叛乱的薇薇安七姊妹。在亨利的加工下，许多人物成了格兰德林尼亚军或安吉利尼亚军的将领。有趣的是，弗朗西斯．薇薇安纳（Francis Viviana）将军与尼罗将军（General Nero：古罗马帝国皇帝。）被画在彼此怀里，看似情意绵绵。包括约翰．曼利、约翰．强森与唐纳．奥兰德在内，亨利在慈悲圣母之家与精神病院认识的一些男孩子，都在故事中摇身变成了大人。姓氏被亨利改写成奥兰多科（Aurandoco）的唐纳，是亨利在精神病院时的特殊朋友之一。约翰．E．强森也是在精神病院认识的男孩，但他的名字被改成钱宁．强斯登（Johnnie Johnston）。亨利同样画了一些与精神病院脱不了关系的图，却并不常写明图中内容为何。举例而言，在〈11。在诺玛凯瑟琳。又被格兰德林尼亚骑兵捕获〉（11. At Norma Catherine. Are captured Again by Glandelinian Cavalry）图中，亨利画了三个孩子在农田里被牛仔的套索套住，令人联想到他初次逃离农场时，被「农场的牛仔」韦斯特先生抓回去的场景。
之后，亨利进入过渡期，不再单独使用拼贴绘图法，而是用描图等较复杂的绘图方式。他并没有完全舍弃拼贴绘图，不过描图法允许他将人物、动物、树木等事物移出原本的环境，套入作品中的主题。举例而言，亨利从儿童涂色书中将小小淑女玛菲特（Little Miss Muffet：小小淑女玛菲特是英语童谣中的角色，出现年份不明。）逃跑的模样描到了画布上，在原图中她吃东西时被蜘蛛吓了一跳，因此惊慌地逃离蜘蛛，亨利省去了蛛网、蜘蛛与玛菲特的矮凳，在他的画中，玛菲特就是个面色惊恐地逃跑的小女孩。她不再是童诗中的主角，而是被格兰德林尼亚士兵威胁，面对被奴役或其他悲惨命运的安吉利尼亚孩子。
毕克馥出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八日，比亨利早了四天，后来亨利逃离精神病院、回到芝加哥时，毕克馥已经走在成为「美国甜心」的路上了。到一九一一年，亨利开始写《不真实的国度》第二版时（第一版被菲兰毁去之后），毕克馥已经拍了将近七十部电影。亨利在创作时参考了毕克馥最广为人知的电影之一——《小安妮．鲁尼》（Little Annie Rooney）（一九二五年）——在电影其中一幕，安妮（毕克馥）「从下水道的水管内偷偷往外看」，这成了亨利绘制〈在珍妮利奇。艾凡斯的故事2。她们把自己卷进地毯，试图逃脱〉（At Jennie Ritchee. 2 of Story to Evans. They attempt to get away by rolling themselves in floor rugs）的模特儿。画中，薇薇安女孩为逃离格兰德林尼亚军队，躲进卷起的地毯，亨利画了她们偷偷往外望的模样。他家附近的大学剧院（College Theatre）播映过毕克馥的每一部大电影，也许他就是在那里看了《小安妮．鲁尼》。电影院位于雪菲德街与维布斯特街转角，离亨利的住所几个街区，就在圣文生教堂对面。
为致敬毕克馥，亨利将书中一处战场命名为玛丽．毕克馥交叉口（Mary Pickford Junction），其中一个代表亨利第二自我的角色——亨利．达格将军（General Henry Darger）——就是在此大败格兰德林尼亚军。更重要的是，亨利创造叛逆、坚强的薇薇安七姊妹时，就是以玛丽．毕克馥的「大女孩」角色为原型，不过他没意识到暗藏在毕克馥的角色底下，与「大女孩」形象如影随形的，是「整体文化的恋童癖」。
二十世纪初期，一些男同性恋自认为心灵双性人。实际上，从好几个世纪前，双性人的身躯便在艺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从公元前约两百年创作的《沉睡的双性人》（The Sleeping Hermaphrodite）到约一九六○年代到一九七○年代由札那拉（Czanara，亦即雷蒙德．卡兰斯[Raymond Carrance]）绘制的《佩拉丹的双性天使》（The Hermaphrodite-Angel of Peladan），此类作品并不少见。在他于一九○一年出版的自传——《一个生命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a Life）——序言中，克劳德．哈特兰（Claude Hartland）先帮读者打了一剂预防针：
这本书讲述一个人的历史，此人有胡须与发育完整的男性生殖器，但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，他都是女人。
他拥有女人精致、优美的喜好，更严重的是，他也有女人对男人的性欲。
劳夫．沃瑟（Ralph Werther）于一九○○年的《雌雄同体人的自传》（Autobiography of an Androgyne）一书中写道，「我身为男孩这件事——确切而言，我的身体是男孩，内心却完完全全是女孩这件事——令我十分懊悔与痛苦」，「上帝创造了……有男性生殖器的女人。」
在十九世纪，男同性恋开始提出对自己的假设与理论，分析他们身为男人却受其他男人而非女人吸引的原因，一些人认为自己是「存于男性躯体中的女性灵魂」，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以结合了男性与女性特征的双性人作为代表。此事在当时除同性恋群体之外少为人知，那时少数对该类作品进行分析调查的性学家——卡尔．乌尔利克斯、理查德德．克拉夫特．埃宾（Richard von Krafft-Ebing，1840–1902，德奥精神病学家，着有《性精神病态》（Psychopathia Sexualis）一书，采用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方法，有系统地组织与分类多种性偏离行为病例，并大量论及同性恋案例，经过多次再版与增订，为性变态研究的权威著作。）与哈维洛克．艾利斯（Havelock Ellis，Havelock Ellis, 1859–1939，英国医师、性心理学家和研究人类性行为的优生学改革者。一八九七年与约翰．阿丁顿．西蒙兹（John Addington Symonds）以德文合着其首部著作《性反转》（Sexual Inversion），该书的英语译本乃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英语医学教科书。他也是首位以客观角度撰写同性恋相关报告的研究者，因他没有将同性恋定义为疾病，不道德或犯罪。）——也都与同性恋次文化关系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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