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想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沙沙声,劈里啪啦的打字声,老爷洗衣机叽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厨房地板上……他帮我熨衣服,在他到来之前,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;他吸尘,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;我抱膝坐着,他吼叫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,他做饭,他洗衣服,他把柠檬洁厕净冲入下水道。”这是德瑞克.加曼(Derek Jarman)在他最后一本日记(一九九—年五月至一九九四年二月)——《慢慢微笑》(Smiling in Slow Motion,二000)中写下的一小段话,HB是他的同性情人,帮他度过了饱受艾滋病折磨的最后岁月。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,加曼提前领来了自己的“圣诞礼物”——HIV阳性。对此,他早有准备,一个月后,他向世界公布了他的病情。著名的影评人尼古拉斯.容(Nicholas de Jongh)很为此动容,他后来说:“当时站出来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绝不是什么时髦的事!”《泰晤士杂志》说,“德瑞克.加曼是他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偶像,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。”他孜孜不倦地为同性恋事业奋斗了三十年,顽强而暴躁地抗击各种不合他意的同性恋报道,他坚持人人都是同性恋,只是有些后来变成了异性恋。他的“同性恋人之梦”和马丁。路德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共享一个句式:“我希望有一天,所有的男孩爱上男孩,所有的女孩爱女孩,永不改变。”
加曼死后两天,《独立报》刊发了麦卡皮(Colin MacCabe)的一篇重要评论,文章写道:“加曼生活中最重大的欢乐源于两个事实,他的同性恋身分和他的英国国籍。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对英国传统的践踏燃烧着他的艺术。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也许是他最个人化的电影《英国余烬》(TheLast to England,一九八七)中,这部影片就在他查明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创作的。”加曼英俊,幽默,水银般光亮的个性,天生的智慧令他甜蜜、愤怒又充满激情,不过,他用词遣句却是老派的英国风,反对流行时髦的脏话。对同性和异性造成的强大引力一直是英国艺术界的一大传奇,这个传奇在他最后的影片《蓝》(Blue,一九九三)中发展成一种电影图腾。